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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志余)第四章(人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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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物回忆


一、为建唯亭特大桥累死的侯书海

1996年9月通车的沪宁高速公路,在唯亭段有一座全长2.27公里的高架公路桥梁,称“唯亭大桥”,总投资1.2亿元,是沪宁高速公路上跨度最长、气派最大的一座大桥。该桥为南北走向,南起三庄村,横跨娄江、驷马泾河、312国道、沪宁铁路,北至青墩村。在大桥建设中,不能不提到一名大桥的普通建设者—侯书海。他可以说是为建唯亭大桥而累死的。

侯书海是交通部公路一局一名普通装载机手,部级劳动模范,1964年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后到交通部公路局总公司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1993年春,公司桥梁队中标承建沪宁高速公路唯亭大桥,侯书海作为先遣队冒着料峭的春寒,挥师南下。当时的施工场地是一片水田。如果场地垫不出来,造桥的机械设备就不能进场,工程就难以展开,所以尽快垫地抢修好便道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修便道装道渣离不开装载机,桥梁队只有一台装载机,千斤重担就落在侯师傅肩上,他的那辆装载车日夜奔驰于工地与码头间,多装快运道渣。

侯师傅在承担装运道渣任务的同时,还主动承担了灌桩卸车的任务,平时新桩位下沉护桶、灌桩抛钢筋笼子、拖车、倒料,他样样都干,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一根桥桩刚灌制完毕,要连夜灌制第二根新桩,但没有人去拆护桩钢模再安装下沉到新桩位上去。侯书海虽然开了一整天车,身子很累,但还是自告奋勇请战:“缺人手让我来!”吃罢晚饭便钻进了几十厘米宽的沟糟里干了起来。沟糟窄,只能斜着身子半蹲半立地工作,终于将螺钉一只只卸下来,最后拆下了护桩筒钢板,这时他才直了直身子,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又顾不上休息吃力地把护桩筒钢板挪动到新桩的位置上,又一块块重新组装,边组装边加销钉加固。突然,“噹”的一声,他一锤下去,砸在了自己左手大拇指上,立时一块青紫,鼓起了一个大血泡,痛得钻心。老侯把姆指含在嘴里,狠吸了两口使劲甩了几甩,算是进行了“治疗”,弯下腰,又挥动榔头干了起来。这是侯书海工作时一个十分平常的镜头。这“平常”中包含了多少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

平时一遇打灰,老侯就更脱不了身,自始至终不离机,有时一日三餐都在装载机上吃。到6、7月份,雨水特多,地上到处都是松软稀泥,便道坏了修,修了坏,住灰斗里上料时,由于下雨,场地松软坑洼,机身左右摇晃,累得他腰酸腿痛,这样高强度劳动,老侯硬是顶了下来,连一些青年人都佩服不已。领导上看他太辛苦,要奖励他,他说:“我干活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为了工程快些上。”

就这样,老侯为赶建唯亭大桥一直干到1996年腊月25日,才离开大桥工地赴北京总公司参加职代会。会议期间,他觉得肝部疼痛难忍,领导将他送进医院。经检查,已是肝癌晚期,弥留之际,公司领导去医院看望他,他紧紧拉着领导和同事的手说:“我是不行了,我只有一个愿意望,希望同志们加油干,早日建成唯亭大桥,确保沪宁高速公路按期通车。”在场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老侯是为建设沪宁高速公路唯亭大桥而累死的,终年54岁。

唯亭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二、唯亭人民不忘翁照垣将军

民国21年(1932)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制造事端。经过事前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按预定计划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唯亭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居沪宁线要冲,沪宁铁路、苏昆公路横贯境内,淞沪抗战期间,为19路军的驻防区。驻戍唯亭的19路军78师156旅旅长为威名赫赫的翁照垣将军。旅部设在镇西市的原西城隍庙内(即现今的马铁厂址),与当时创办不久的唯亭民教馆(即吴县第五民众教育馆)在一个庙院内。翁将军驻唯亭期间,对地方事业辅导极多,军民感情颇为融洽,且其抗日历史尤不可埋灭,深得唯亭人的爱戴。

翁将军自吴淞退守唯亭后,在民国21年(1932)4月将镇北位于苏昆公路与沪宁铁路中间的一片荒凉坟地“汪义庄”(唯亭人俗称叫汪家坟),改造成唯亭公园,供人休憩。4月24日,在这个公园举行的开工典礼上,19路军军长蔡廷锴特地“躬亲莅临,参与盛典”。可惜这唯亭历史上唯一的一座公园,在苏州沦陷后成了日军肆意屠杀吴中人民的一处充满血腥味的“杀人场”。

民国21年(1932)5月,驻唯亭19路军训练班政治部与唯亭民教馆组织前线扩大识字运动委员会,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和识字教育活动,其宣传区域包括太仓、昆山、苏州等地。驻军在唯亭的日子里,还和民教馆一起在驻地体育场馆组织了民众乒乓球、篮球赛等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展大扫除等清洁卫生运动,并建立了唯亭时疫医院。

民国21年(1932)5月12日,(该军返沪前)19路军蔡(廷锴)军长午后抵唯亭,对156旅随营学生义勇军训话,激励将士抗日斗志。5月14日翁旅长柬邀唯亭区公所各机关暨地方名贤耆老等二十余人,在驻唯亭义勇军训练处组织军民联欢,并设宴畅叙,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而散。

据民国22年(1933)中华基督教苏州青年会刊印的唯亭山乡《旧农村的新气象》(施中一编)一书中记载,沪战期间,为了维护唯亭乡村的治安秩序,翁旅驻军与当地政府团体组成唯亭山乡自卫团,并派军队教练用尽种种方法帮助实施训练,该自卫团后来在苏举行的体育场会操、狮子山打靶中“获乙等奖,得了一个银盾、一条挂屏和两张奖状”。

翁旅驻军还帮助唯亭山乡建立“一二八”沪战维护会,由该会发动乡民筹米捐钱支援前线抗战。期间“维护会”组织乡少年团挑着担子,背着麻袋,挨家挨户去捐年糕,两天功夫,捐到280余条年糕,送到苏州东吴大学,分给那里的难民充饥。“维护会”组织200多村民协助驻军在乡村筑了4丈多长战壕,并负责登记向农家借门板铺在壕沟上作掩护。同时“维护会”还组织发动村民在各村河桥口建造棚门,防止散兵和难民窜入村里扰乱滋事。施中一在《旧农村的新气象》一书中这样赞道:“一二八”沪战退兵后,大批军队向昆山一带集中,唯亭山乡适居苏昆之间,其时邻乡奔跑逃避,独我唯亭山乡“连鸡鸭也没有少掉半只,狗也没有警吠过一次”。不但如此,许多乡民还把鸡、鸭、鸡蛋、树柴拿到军队去卖,赚了不少钱回来。

在翁照垣将军离唯调闽后,由唯亭民教馆馆长陆友益于民国21年(1932)7月15日发起并建议,募捐筹措经费,在民教馆体育场(即翁将军唯亭戍驻地)“为翁将军建立纪念亭,以志纪念”。同时组成建亭筹备委员会,并于12月4日举行落成典礼,《苏州明报》特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在同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翁照垣将军纪念亭》的评论文章(慰庐撰写)。亭中纪念碑上“翁照垣将军纪念亭”八字由张一麐书写。

短短33天的淞沪抗战,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唯亭的“翁亭”与苏州虎丘致爽阁下的“国魂冢”、善人桥岗山上的“英雄冢”,皆可谓这“一页”上的光彩之笔。民国26年(1937)唯亭沦陷后,唯亭西城隍庙为侵华日军(金井警务分队)驻地,地处该庙体育场的“翁亭”理所当然被日军铲砸干净,惜矣!

三、汪荣生的故事

他从农村走来

唯亭,是苏州古城东郊外约37里处的一个小镇,典型的江南水乡。解放以前,镇上的居民大部分务农,农闲时摇船,搞一些短途运输。这里有悠久的手工织绸的历史。清光绪32年(1906),沪宁铁路通车,唯亭设有一个小站,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改变这里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

民国2年(1913)5月5日,汪荣生就出生在这个小镇上。父亲叫汪星堂,租了四亩田耕作,母亲叫沈四妹,除了帮丈夫种田还手工织绸出售。

一年四季辛勤劳动,仍难得温饱,生活相当艰难。父亲深受不识字的痛苦,决心让儿子读书识字,在汪荣生7岁那年,送他到镇上一家私塾去读书。但只读了2年,便因交不上学费而停学。12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一家木工场去当学徒,他在剥树皮时不慎被斧误伤了三只稚嫩的指头,只得中止木工学徒生涯。13岁那年,父亲因劳累过度,患伤寒症病逝,母亲独挑家庭重担。汪荣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按照中国家庭的传统习惯,汪荣生是长男,成了母亲的主要助手,艰难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渐渐地,镇上有人到上海去做工了。回来对汪荣生说:上海织绸都改用电力的铁机了。青年汪荣生面对着轰轰而过的火车产生了遐想:到上海去吧,那里也许有自己的新天地。18岁那年,他终于跟一个在上海绸厂工作的同乡,到上海学习电力织机织绸。2年以后,学习期满,便在上海永利绸厂做工。

在上海期间,他的眼界大开,学习到了先进的机械化的织绸技术,懂得了一些管理生产的方法,习惯了整天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生活。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工人。使他失望的是:12小时工作所得只能养活自已,很难寄钱回家。23岁那年,他回乡结婚,欠下了一大笔债。婚后,他把妻子带到上海,先是替人家帮佣,后来又在一家工厂做工。夫妻二人辛勤劳动,节俭过日子,积了些钱才陆续还了这笔债。

民国26年(1937),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八一三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汪荣生夫妇逃难回唯亭,结束了在上海7年的做工生涯。

在罢工的烈火中锻炼成长

民国26年(1937)11月,日军占领苏州,12月,侵占南京。战线逐渐西移。27年,苏州相对平静。一些绸厂陆续开工,汪荣生到天孙锦绸厂做工。

在日寇统治下,中国丝绸业的发展相当艰难。日寇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控制蚕丝交易,以低价收购茧、丝,运往日本织绸后返销中国。苏州织绸厂备受催残,困难重重。一些资本家便用各种办法把困难转嫁到工人头上。物价不断上涨,工人工资却停步不前,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或千方百计克扣,以致工人生活难以为继,劳资关系紧张。天孙锦绸厂职工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推举汪荣生为谈判代表之一。资本家勾结日伪政权,关押汪荣生等谈判代表,进行欧打、辱骂,罢工失败。汪荣生被资本家开除了,后人苏州绸厂做工。

然而,到第二年,同样的问题在苏州绸厂又发生了。还是因为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停步不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推举汪荣生等人为谈判代表。日伪扶植的所谓群众组织“大民会”插手这次罢工,日本人新井出面以“调解”的名义向资方施压,资方同意锦地绉每码加工资二分,罢工结束。“大民会”要挟该厂工人集体参加该会,包括汪荣生在内的80人集体参加了“大民会”。

对于这次罢工取得的结果,汪荣生感情很复杂。与其说是一次“胜利”,不如说是一次陷井。要挟工人参加敌伪的“大民会”,虽然以后这些工人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但汪荣生还是很不满意这样的结局。他主动辞职,离开了苏州绸厂,进入大中绸厂做工。

汪荣生回顾两次罢工的经验教训,觉得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工人的地位最低。每次罢工,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的要求也不高,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争取最起码的生存权,而资本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报告警察局,勾结日伪军,开除、逮捕工人代表。而工人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起来。当时,苏州有丝织厂近百家,工人近3000人。他和各厂工人联络,和艾义明、戈寿福、江剑良、仇君山等36人结拜为兄弟,相约相互照顾,罢工互相支援,失业互相介绍工作,有难同当,但无法“有福同享”。

民国30年(1941)8月,鸿华绸厂发生资本家勾结汪伪特务关押工人代表顾福宝的事件。鸿华厂工资一向比别的工厂低,在淡季还把难以销售的被面硬性折价给工人,顾福宝代表工人向资本家说理,资方的儿子就勾结日寇宪兵队特务组织“宪物工”的头子祝德昌逮捕了顾福宝。工人听说顾福宝被捕,立即拥向帐房间向资本家要人,并将消息通知全城各丝织厂。9月12月,全城丝织工人2000余人集中在中山堂,要求立即释放顾福宝,并决定举行全行业罢工,推举汪荣生、戈寿福等八人为工人代表,和资方进行谈判。工人代表提出三项条件:①立即释放鸿华厂工人代表顾福宝;②资方同意在职工人参加工会;③按米价上涨比例增加工资。资方迫于工人全行业罢工的声势,同意了这三条要求,罢工斗争胜利,工人放爆竹迎接顾福宝回厂。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对后来苏州丝织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其一,这不是单纯争取某项具体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罢工,而是针对鸿华厂资本家勾结日伪特务镇压工人运动的斗争,显示了全城丝织工人团结的力量;其二,争取到在职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为苏州丝织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当时苏州丝织工会已经成立,但由于资本家对在职工人参加工会便要开除,因而在职工人多不敢参加工会,成了主要是失业工人参加的工会,缺乏战斗力;其三,确立了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按粮价上涨比例调整工人工资的机制,保证了工人最低生活水平。这三件事,是汪荣生领导上次罢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现在都有实现的可能了。

这次罢工胜利后,汪荣生立即着手重组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工人热情高涨,在职工人纷纷报名入会,申请人会会员达2500多人,选出代表197人,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选出汪荣生、艾义明、仇君山、陆根泉、钱金保、王锦福、吴常生、黄怡明、朱锡卿为理事,汪荣生为常务理事(相当理事长)。理事会着手研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工人的基本收人。经过和丝织业资方同业公会艰苦谈判,达成依中次米平均价计算工资的协议,工人最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

地处乔司空巷的霞章公所建成于清宣统元年(1909),是丝织工人祭祀发明蚕丝的轩辕帝(黄帝)和丝织工人聚会的地方。但在民国28年(1939)被经手人抵押给纱缎业同业公会。汪荣生发动工人募捐和社会集资,向纱缎业同业公会赎回霞章公所,作为工会活动的基地。尚有余款,组成霞章福利会,连同会员一次性缴纳3元作为基金,办理工人医疗,为病死的贫困无靠工人赊办棺木。“大革命”时期丝织工人领导者之一、振亚丝织厂工人张春山,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贫病潦倒而死。汪荣生知道后,为他办理后事,并从福利金中付给张的遗属150元。汪荣生还在霞章公所举办了职工子弟小学,召收丝织工人子弟读书。

民国32年(1943),由于供电不正常,工厂每天只能开工二三个小时。有些资方又抽逃资金做投机生意,更使生产难以进行。为了生存,天成、大中等绸厂工人进行罢工。丝织业产业工会也研究了几条建议,准备向资方同业公会提出,以求改善工人待遇。8月中旬的一天,“民运会”主任、汉奸史训迁召开调解会,汪荣生率领工人代表30余人参加,准备谈判。但刚一进会场,史训迁就以陆根泉煽动天成绸厂工人罢工,破坏社会秩序为名将其抓到警卫室。汪荣生义愤填膺说:“我们都是工人代表,要关一起关!”说完,就跟着冲进警卫室。史训迁叫伪警察把汪荣生拖出来,但汪荣生就是不出来。其他代表也怒目而视。史训迁只得叫伪警察把汪荣生和陆根泉从警卫室里放了出来,却打了汪荣生和陆根泉一记耳光。汪荣生义正词严地对史训迁说:“我们是全城丝织工人的代表,你打我们就是打了全体工人!”接着,又断钉截铁地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带领全体工人退出会场。

工人代表被抓被打的消息传出后,丝织工人极为愤怒,纷纷要求举行罢工。汪荣生和工人代表商量后,决定采取总辞职的办法进行抗议。各厂工人纷纷响应,全城绸厂全部停工,引起社会震动,社会舆论都在工人这一面。同业公会资方代表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到丝织产业工会要求恢复协商。汪荣生召开工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要史训迁公开道歉。汪伪“民运会”的汉奸们怕事态再扩大,次日上午,全城2500多名丝织工人集中到中山堂,还有不少附近的群众,资方同业公会代表和史训迁被迫到会,史训迁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结结巴巴地说:“前天是我不对,对不起汪代表、陆代表。”工人看到他的丑态,哄堂大笑。这是敌伪时期苏州丝织工人斗争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煤炭供应不上,苏州电厂供电不足,工人一天只能工作二三个小时。丝绸工人都是计件工资,严重影响收入。经过工会和同业公会的反复协商,作出决定:每月标准工时定为240个小时,如因供电原因而未能做足准标工时,则由厂方借给工资。这样,缓解了工人的生活困难。

心向共产党

汪荣生在工会工作中注意发挥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成为丝织工人的核心。丝织工会每次改选他都当选为常务理事(后来改称理事长)。同时,汪荣生注视形势发展,注意顾全大局。他在和资方谈判时,不仅代表工人利益,也考虑到资方的接受程度。他明白,在日本人统治下,工厂的外部条件很困难,不能把工厂搞跨,否则对工人更不利。他文化虽不高,但会分析,有见识,因而多次谈判协商都能达成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同业公会中那些比较正派的资本家也很敬重他。

有几位地下党员一直在支持汪荣生的工作,如苏州绸厂万芒妹、吴杏仙,郭苏绸厂工人朱宝根等。朱宝根是苏北来的,经常向汪荣生谈论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劳动人民翻身作主、军民团结抗日等情况,汪荣生开始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的政治力量。他十分想往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

民国33年(1944)初,朱宝根根据苏中五分区城工部的意见,带领汪荣生和大同绸厂工人陆永章到苏北,受到五分区城工部部长王龙、副部长汤斌的亲自接待。汪荣生在苏北学习三个月,懂得了要依靠工人农民,还要团结进步人士,争取社会中上层的支持去争取民族解放的道理。汪荣生通过这次苏北之行,眼界大开,从自发进行工人运动,主要争取工人福利的斗争,转变为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他接受了城工部领导交给的任务,回苏州工作。汪荣生回苏州后,每月和朱宝根联系一次。不久,朱宝根奉调赴山东,苏北五分区城工部派沈默来苏州协助汪荣生工作,汪将沈安排在丝织工会任秘书。

民国34年(1945),煤炭严重短缺,电力无法供应,丝织工厂全部停产。汪荣生代表丝织工会向资方提出:日本战败投降就在眼前,抗战胜利后工厂当然要复工,要使这批熟练工人能活下去,还要保护好工厂设备,使形势好转后能迅速复工。经过工会和资方同业工会反复协商后决定:工厂停工对工人作为解雇处理,每人发三担米作遣散费;一旦复工,现有工人在原厂原岗位恢复工作。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抗战胜利后苏州的绸厂很快恢复生产,工人在原岗位复工,工厂设备没有遭到破坏。

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接管苏州。35年,国民党对同业公会、工会进行“整顿”,丝织业产业工会重新成立,汪荣生当选为理事长。吴县总工会成立,汪荣生代表丝织业产业工会参加,当选为总工会常务理事。国民党要求工会理、监事集体参加国民党,得到地下党的同意,汪荣生和全体理、监事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汪荣生和唯亭镇的农民关系密切,他在搞工人运动同时,把唯亭的手工业丝织工人也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作为吴县丝织业产业工会的分会。他还发动抗租抗捐,为唯亭农民争取了不少利益。根据苏中五分区城工部布置,汪荣生运用组织工会的经验,组织了唯亭、问潮、夷陵三个乡的农会。吴县农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又以吴县县农会理事的身份,当选为吴县参议会参议员。

为苏州解放作出贡献

民国35年(1946)3月,陆天虹调任中共地下党苏州工委书记。他对汪荣生的经历和表现很了解,赞赏他长期以来一贯忠心耿耿为工人阶级而奋斗的精神,也认为他的公开身份是开展党的工作的有利条件。36年5月,陆天虹约汪荣生在阊门外彩云楼吃茶,宣布批准汪荣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汪荣生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加紧镇压共产党和进步群众。陆天虹要求汪荣生扩大农会组织。汪荣生在致和乡、悬珠乡、龙登乡等三乡组织乡农会。为了扩大农会的影响,在唯亭镇上的关帝庙内召开6乡农会代表大会,到会农民千人以上,代表农会会员二万人左右。年底,汪荣生根据陆天虹的指示,通过有进步思想的乡长张煜明,发动建立跨塘乡农会,派进步青年顾颂华任办事员。又在临湖乡、阳澄乡组织农会。汪荣生领导的农会达9个。汪荣生为了保障农会会员的利益,利用上层关系争取农民银行畜牧贷款和化肥贷款。当时农村以米为结算方法的高利贷盛行,往往借米五斗到年底还贷要还一石,农民苦不堪言。贷款减轻了农民痛苦,农会威信大增。

吴县总工会秘书、药业工会代表惠志方(中共党员),和汪荣生配合,支持各产业工会为争取工人福利进行怠工、罢工斗争。如:烟厂工人为反对任意加班和降低工人工资的斗争,针织业工人要求结算工资的斗争等。同时努力争取上层人士,逐步控制吴县总工会领导权。

汪荣生把民国34年(1945)成立的丝织职工子弟小学改为志成小学,聘请中共苏州工委委员马崇儒为校长。志成小学成为党的一个据点,地下党员李明谷、李琴珍、周伟明等先后在此隐蔽立足。

陆天虹调离苏州,张云曾任中共地下党苏州工委书记。汪荣生所领导的丝织工会支部由张云曾直接领导。

根据张云曾的指标,汪荣生又以农会名义在唯亭创办施家浜小学,成为地下党又一据点。苏州解放前夕,一批地下党员在此隐蔽任教,其中有张友聚、沈池洲、胡尊贤。金元孝、吴志良、聂炎等也曾在唯亭隐蔽。曾任新四军浙东纵队六支队八大队副教导员的董运谋因病来苏治疗,汪荣生安排他到外跨塘农会隐蔽,住在思想进步的跨塘乡乡长张煜明家,在他开的豆腐店楼上抄收延安电台,张妻暗中放哨。

国民党反动政府倒行逆施,腐败无能,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物价不断上涨,民不聊生。尤其在实行所谓“限价政策”、发行金圆券以后,物价如野马脱缰,扶摇直上,一天几变,不断翻番,工人生活苦不堪言,反饥饿、争生存斗争此起彼伏。民国37年(1948)11月下旬,由汪荣生领导的丝织业工会发起,联名向吴县工会提出建立按照生活指数发放工资的要求。汪荣生和惠志方团结电业工会理事、县总工会常务理事吴鉴生,按照几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自编生活指数,作为发放工资标准,保障了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民国38年(1949)初,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即将进行渡江战役。为防止敌人溃败时进行破坏,地下党发动群众护厂、护校、护店,维持社会秩序,成立指挥组,汪荣生是成员之一。指挥组设在霞章公所中的志成小学,是地下党的指挥中心。

根据中共吴县工委书记张云曾的指示,汪荣生在沿吴淞江边青丘、江边两个乡又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至此,地下党通过汪荣生所掌握的乡农会有11个,会员约4万到5万人。

汪荣生根据地下党吴县工委的指示,策反国民党巡官叶鹏,通过董运谋进行联系,收集国民党警察局行动动向、武器装备等方面情报,以及苏州特务组织情况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准备退出大陆时,把大汉奸陈璧君和日本女间谍中岛成子秘密转移到苏州长春巷警察局,估计会再转移到台湾。张云曾要求董运谋进行侦探。叶鹏提供了警察局布局及局长吴冠欧的情况。董运谋发出给吴冠欧讲形势的信,并单身直闯虎穴,查实陈壁君和中岛成子确在苏州。董对吴冠欧当面宣传形势,警告他不得将陈壁君和中岛成子再转移出去。两犯在解放后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

在吴县总工会中,汪荣生、惠志方争取和团结了工会理事长汪文焕,常务理事陶国梁、李天益、吴鉴生等,总工会已全部为地下党所掌握。为迎接解放,吴县总工会以“安定本县各业职工之生活”和“安定社会秩序”为口号,发动各产业、职业工人组织生产维护队,开展护厂斗争。

根据地下党吴县工委的指示,汪荣生约见吴县商会会长、振亚丝织厂老板陶叔南,并请陶叔南约会商会副会长张寿鹏、朱宏庸等,在祥府寺巷云锦公所与中共地下党吴县工委书记张云曾见面。张云曾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安心从事工商业,并发起在参议会中建立应变委员会和安全促进会,由商会出钱购买服装、枪支,由工会出人,组成工商自卫队,以维持解放前夕的社会秩序。这支队伍是地下党吴县工委直接领导的半武装的自卫部队,为解放前夕维持社会治安做了大量工作。汪荣生根据吴县工委书记张云曾的布置,专门派工商自卫队保护粮库等部门,防止国民党军队转移粮食。

在接近解放的紧张时刻,汪荣生一直守在志成小学电话机旁,根据张云曾的指示,指挥全城护厂、护校等工作。

苏州解放以后,汪荣生历任苏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北塔区委书记、纺织公司副经理等职,生活艰苦朴素,工作认真负责。但由于在审干工作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从事审干工作的人员不了解地下工作的特殊规律,对他作了不恰当的结论和处分。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更是把他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典型”进行批斗。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一切强加于他的错误结论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处分完全撤销。

汪荣生平反以后,奔走着为汪文焕、吴鉴生、叶鹏平反。这几个人都有历史问题,在解放后都被判了刑,但他们在解放前都为人民做了好事,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汪荣生过去为他们说话,就被批为“阶级立场不稳”,罪上加罪。现在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回来了,汪荣生平反了,也应当为他们平反。后来,组织上为他们三人都重新做了结论。汪、吴已经过世,叶鹏还在,享受着起义人员的待遇,也可以安度晚年了。

继承英勇的苏州丝织工人的光荣传统

苏州是著名的“丝绸之府”。早在2500年以前,苏州就有丝织品出现。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丝织业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丝绸之路”也就成为对外贸易的代名词。从事丝织物生产的丝织工人,贡献了自已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但自身却长年累月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艰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铸就了丝织工人坚强的意志,从古到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反暴政求生存的英雄人物。明代苏州丝织工人葛成,领导了一场反暴政的斗争,得到全城市民的支持,被尊称为“葛贤”、“葛将军”。他的墓至今与五人墓在山塘街上相互辉映。“五卅”运动中,以苏州丝织工人为主体的第一工人俱乐部,动员工人节衣缩食。许多铁机工人每天吃萝卜干,省下菜金二千多银元,送到上海支援上海工人。“五卅”运动结束后,这笔钱没有派上用场,退回了苏州,铁机工人俱乐部决定把这笔钱修建了“五卅路”,并立碑纪念。汪荣生继承了英勇的苏州丝织工人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和汪伪汉奸斗,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为了维护工人阶级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不息,从实践中懂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找到工人阶级的出路。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陆    咸供稿)

四、新闻工作者的光辉榜样—沈蔚

沈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热情的诗人。他是《冀中导报》(今《天津日报》前身)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生前曾是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冀中导报》社编委、记者科科长。

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6月20日,原冀中导报社部分老同事在北京相聚,悼念战友沈蔚烈士。1985年底,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特将沈蔚烈士生前领导题词和他的战友、亲属撰写的回忆、纪念烈士的文章以及烈士部分遗作、书信,汇编成《纪念冀中新闻战士沈蔚同志文集》,以志对烈士的纪念。

(一)

沈蔚原姓朱,乳名朱鸿寿,学名朱锡范,民国5年(1916)农历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吴县唯亭镇。祖父朱仙洲,在唯亭镇上开业行医,颇有点名气,后受鸦片之毒而不能自拔,结果入不敷出,家境陷于贫困。父亲朱伯莘,母亲沈萃英,生了五个子女,沈蔚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当过学徒,后来长期失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沈蔚从小形成了憎恨邪恶、同情弱小的性格。

从民国10年(1921)到15年,沈蔚在唯亭镇小学读书。在同学和老师的心目中,他是个尊敬老师、团结同学、遒守纪律、学习用功、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每次学期考试,他都是第一名,深得老师的器重。为帮助家中克服经济困难,有一位老师替他找了个课余工作,得到县水利局的同意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他从五年级开始勤工俭学,每天早晚给唯亭水文站记录苏昆河(即娄江)的水位,每月能得到四元钱的报酬,然而他将钱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这样工作了一年。

有一次,上面准备派一个叫王星驰的来做校长,此人迂腐无能出名,学生早有所闻。沈蔚知道后就发动学生起来抵制、反抗,并张贴标语,声势搞得很大,上面不得不取消这项调令。自此,沈蔚在学生中的威信更高了。

小学毕业后,因家中无力供给他到苏州升学,镇上又没有中学,沈蔚辍学在家。半年之后,家住苏州的姑母设法介绍,到苏州拜魔术师吴永生为师学艺。他聪明伶俐,又能吃苦,很受这位艺人的喜欢。但是,当父母的总觉得学艺走南闯北,窜街跑巷,不甚妥当,决心托人给他另外找个比较安稳的职业。

(二)

民国17年(1928)初春,12岁的沈蔚经上海姨祖母家托人介绍,来到上海南市公义码头的震日木行当学徒,直到26年北上参加革命,前后共10年时间。震昌木行是一家有50多名员工的木材批发行,主要经营美国松木的批发业务,生意很兴旺。他从马伯申经理为师,和艾中全(解放初任上海市商业局局长)是师弟兄。马伯申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商人,他为了提高职员素质,聘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教国文,一位教英文),在晚上给10来个已满师和没满师的徒弟上课,共开办了3年。沈蔚白天勤奋工作,晚上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他生活十分俭朴,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寄回家,供弟妹们读书。

上海这10年,是沈蔚一生中的转折点。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奴役;在这里,他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广大有觉悟的青年先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沈蔚是个先驱者。他把平时省下来的钱去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参加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参加为鲁迅送葬的活动。民国25年(1936)11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最初被监禁在上海南市蓬莱路警察总局,沈蔚就积极组织慰问活动。据艾中全回忆:“当时邹韬奋先生(41岁)愉快地接见我们,并讲了必须再接再厉推进抗日运动的道理,如果政府不抗日,他们就不能恢复自由。”

沈蔚身体瘦弱,沉静寡言,说起话来文绉绉,有点腼腆,乍看像个文弱书生,其实他意志坚定,胆识过人。民国25年(1936),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上海总商会所属各同业公会,把各业职员中青年编成“公司训练队”,共有几十个中队,每天早晨集中进行军事操练。有一次,市长吴铁城到木业和棉业青年所在的两个中队作了诬蔑共产党、推脱丧权辱国责任的讲话。为此,有人写信与吴铁城辩论。事后,国民党军事教官在操场上大声训斥,气急败坏地叫喊,要写信的当面站出来!沈蔚正义凛然地跨步站了出来,并把教官驳得哑口无言。沈蔚身为长兄,对自已弟妹的成长十分关怀,他时常用自已的行动和思想来启蒙弟妹们。他在给当时15岁的弟弟鸿烈的信中说:“现在世界上有一部份觉悟的人,早已开始在做改造社会的工作和建拓一条‘人类完全平等的光明大道’。”并出资替弟妹们(包括表弟等)订阅北新书店出版的《小学生》杂志(属进步刊物),经常嘱咐弟妹们要看报纸,要珍惜青春时代,要做好学问。他在民国25年(1936)6月写给弟弟鸿烈的信中说:“注意报纸上国际、国内新闻(因为这是活的知识)。”同年11月的另一封信中又告诫弟弟“你应该竭力地改造过去被恶化教育所摧残的一切”。同时盼望弟弟:“在学校里遵守校规,对师长要敬重,对团体要服从,待同学要和善,随时依着互助的精神,切磋学问;同伴们的恶习气切不可沾染,因为品行的优劣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学业,应当要有兴味地去研读,每种课程都要彻底了解才是;凡是不明了的,都要虚心请教教师和同学们,因为‘不耻下问’方可使学业上得到良好的进步。”“学问是‘根苦实甜’的;……求学读书,当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但是决不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各种功课,只要自己绝不辞苦,挺起胸口向前用功探讨,努力学习,总有得到甜蜜的一天,因为难是难在我们不肯忠实地去学习啊!”他在同年6月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谈了大妹婉芳的学习和妇女前途问题,他说:“下半年芳妹预备怎样继续读书?……我以为还是在青年时代,多多灌输学问,因为将来女子的生活问题,实在较男人们更来得严重些。”他勉励妹妹不要丢掉学业,要自强自立,长大了要自食其力,不能过寄生生活。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蔚再也按纳不住愤怒的心情,决心北上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但他的这一动向被他上海姨祖母的女儿(即表姑)察觉,于是把他“看管”在家里,不让他到木行去上班,并写信到唯亭要沈蔚父亲去上海说服劝阻。沈蔚则向表姑解释,表示自已不会去延安,但实际上与木行的另外三名青年一起悄悄地乘上轮船离开了上海。到了汉口,他给表姑、父母各写了一封信,请老人不必为他的外出挂念操心,“等到新中国出现的那一天,我再投进你们的怀抱中来”。

(三)

民国26年(1937)11月,沈蔚等一行来到了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毅然参加八路军115师。随后,沈蔚进了该师干部学校学习。27年2月,115师奉命调离山西,深入山东敌后,干部学校被合并于八路军总部的随营学校。不久,这个随营学校的知识分子编队,被调往延安“抗大”。同年四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沈蔚被编在“抗大”第四期第1大队第5中队3排7班,并改名为黎明昭。沈蔚表现突出,进“抗大”才二个月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学习,于8月1日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沈蔚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报告。

当时,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正在筹备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为了保证杂志质量,总政治部组织一个“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前线记者团分四个组:即晋察冀组,晋西北组,晋东南组(后称晋冀鲁豫组)和山东组。记者团的记者来源,主要是从“抗大”挑选出的一批政治条件好、工作作风好、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青年党员。沈蔚被遴选中了。他和雷烨(组长)、范瑾(女,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新华社社长等职)、林朗、程追等同志参加了晋察冀组。民国28年(1939)5月,沈蔚一行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用烈士生前的话说:“过着最艰苦、最进步、最光明的战斗生活。”沈蔚被分派到冀中工作,正式改名为沈蔚,以表示对母亲(沈萃英)的思念和爱。由于他工作干练,写作水平比较高,不久就担任了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社冀中分社副社长和《冀中导报》社记者科科长、该报副刊主编。冀中通讯社和《冀中导报》社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范瑾是冀中导报社社长兼冀中通讯社社长。在此期间,沈蔚除了主持大量的繁忙的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之外,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诗歌,热情讴歌了冀中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和光辉形象,对解放区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冀中导报》为冀中区党委的机关报,沈蔚是《冀中导报》的创始人之一,直接在周小舟(当时是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领导下,为开创冀中新闻通讯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由于沈蔚的辛劳奔波,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民国29年(1940)就建成了通讯报导网。参加这支通讯队伍的大多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当中,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小学教员,也有个别是上过大专院校的。这些青年人朝气蓬勃,组织纪律性强;但是,多数人的政策水平、文化程度较低,尤其缺乏新闻专业知识,不了解当记者、做通讯员该如何工作。沈蔚为培养初建的新闻队伍,10月,创办了《通讯与学习》,从实际出发,对他们进行业务训练。在战争频繁的敌后环境中,每一二个月出版一期,沈蔚为此不仅具体计划、组织和审稿,而且亲自撰写稿子,仅从收集到的烈士遗作来看,有讲解新闻理论、新闻稿件要求,有来稿与修改稿对照选登,有交流各地、各县通讯社的工作经验,有综合分析一个时期通讯工作动态及问题,以进行探讨和指导。

从民国29年(1940)各县建立通讯社到31年春的两年中,沈蔚每年负责安排两三次通讯工作会议。会上,沈蔚往往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采访和写作上的问题,启发大家讨论,从而提高认识,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29年10月,在定南县彭家庄召开的一次通讯员工作会议上,沈蔚会上会下,循循善诱,从新闻人门的基础知识讲起,讲到新闻的五个要素,讲了哪些材料适合写通讯,该如何发展通讯组织等等,还就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举例讲清楚应当怎样来处理,以防发生偏差。

民国31年(1942),在频繁的战斗中还抽空开过两次通讯工作会。沈蔚在会上专门讲了《关于我们的采访工作》,从采访意义谈起,指出采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采访工作不健全的原因,提出采访的准备工作和具体的采访技巧,如何积累资料,甚至如何待人接物及应注意的细节等等。这对当时年轻的通讯工作人员是很有帮助的,自然也有助于提高稿件质量,丰富稿源。他批评了在采访中怕困难、畏首畏尾、道听途说、有闻必录、跑腿主义等毛病,指出这些缺点的客观原因是游击环境,主观原因则是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少,又缺乏在实践中大胆尝试和磨炼的自觉性。他要求记者做到“有三性”(有积极性、有计划性、有顽强性)和“四不怕”(不怕吃苦头、不怕受委屈、不怕碰钉子、不怕失败),要学习多种知识,观察事物要“入骨三分”,要平易近人,广交朋友等等。他把记者应有的敏锐性称之为“新闻鼻”,并且列了一个式子:新闻鼻=正确的思想方法+对新事物的感觉力+时间观念。他的这些宝贵的新闻采访经验,至今对我们的新闻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沈蔚生前经常从爱护和培养作者出发,多次提出对筛选下来的稿子要认真对待,即使是不能采用的,也要争取每稿必复。他经常对报社同志说:通讯工作刚建立,刚开展,对退稿提出意见,有助于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培养他们。提意见(指对稿件)有的可详些,有的可简些。但是问题不完全在这里,主要是不可对青年同志的热心采取粗暴冷漠的态度。沈蔚从游击区办报的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了过去报刊不退稿或退稿不提意见的惯例。他还经常告诉作者当前需要哪些方面的稿件,鼓励作者继续为党报写稿。他为培养通讯战士,办好冀中党报做了许多繁杂细琐的工作,在新闻战士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由于战争环境,活动在各地的记者、通讯员写新闻稿子多,写多种形式的文艺性稿子少,这就给负责主编《冀中导报》副刊的沈蔚增加了困难。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沈蔚一方面派人外出采访应急,一方面挤时间亲自到下面去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撰稿,为大家作出了榜样。派人出去采访写出的应急稿,由于仓促,难免比较粗糙,沈蔚常常通宵达旦地加以修改。那时,工作环境不太好,机关不断转移,占去了很多时间。为使报纸准时出版,他经常通宵“开夜车”。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再加上对北方气候不适应,使本来就患有肺病的沈蔚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但是,即使如此,他仍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学习,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工作之余,他就勤奋看书,经常阅读高尔基的《母亲》和巴尔扎克的一些著作。沈蔚只有高小文化,也没有受过新闻工作的正规培训,全凭他那一腔革命热忱和智慧,在冀中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刻苦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沈蔚领导下,全冀中区建立了通讯网络,来信来稿踊跃,《冀中导报》由旬刊改为周刊,又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双日刊,还出版了《特辑》、《画报》及向敌伪军宣传的《北斗星》小报,报纸由油印改为石印。在此期间,沈蔚还积极发起并参加了一次《冀中一日》创作活动,拟编辑出版《冀中一日》这部集子。

沈蔚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民国30年(1941),报社有位记者刚下乡回来就生病了,沈蔚立即去看望,反复询问他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还问及他到报社来工作有些什么想法。当听到那位记者说到“自己刚到这里,水平不高,文字能力又差,感到有些压力”时,沈蔚笑了,热情鼓励那位记者丢掉包袱,不必忧虑,只要好好学习,认真锻炼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他又说,我们干这个工作的,一个人出去跑的时候多,组织生活过得少,今后下乡回来,抓紧时间多谈心,及时过组织生活。这次探望,整整漫谈了半天,沈蔚的那些暖人心窝、中肯深刻的话语,那位记者至今还记忆犹新。平时,大家都觉得和沈蔚谈心,获益良多,能解决问题,因此都愿意和他亲密地说心里话。

民国31年(1942),抗日战争已进入由相持阶段转变为全面反攻阶段的关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重兵,组织了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进行垂死挣扎。冀中区党委根据情报,估计到这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采取了转移和分散到地方的措施。考虑到外来的同志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适宜在地方上坚持工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认为这些同志还是随部队转移为好。范瑾多次动员沈蔚随部队一起转移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去,但他坚决要留下来,参加冀中反“扫荡”斗争。沈蔚表示,反“扫荡”正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决心和冀中人民战斗在一起,把群众的英勇斗争事迹和风貌写下来,报导出去,鼓舞人民的斗志。最后,组织上尊重了他个人诚恳的要求。在大军压境、阴霾满天的严重关头,沈蔚的这一行动,充分说明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忘我精神和英勇气概!

“扫荡”开始后,敌人在“扫荡”区内安下了好多据点,修了密密麻麻的公路,还挖了县界沟。深北141个村庄,就安下了41个据点、岗楼。北小营村西北2里多的史村、东北3里的耿村有岗楼,东边8里的辰村、西南6里的辛村有据点。岗楼、据点之间又都有公路连接。几乎天天都有敌人到村‘剿块’、‘清剿’、抓夫、抢粮。在这种情况下,沈蔚一直生活在群众中间,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发动群众转入“地下”。白天,沈蔚躲在野外的树林里隐蔽;晚上,回到村里与群众一起挖地道。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沈蔚从深南来到深北北小营村联系工作,不巧被敌人包围被俘,他与二三十名群众一起被抓到深县城里。敌人对沈蔚百般拷问,施了种种酷刑,但他镇静机智,有时还在敌人面前装傻作哑,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也未吐露出半点情况。组织上知道后,立即设法通过内线敌工关系大力营救,加上这次敌人逮捕扣压的群众太多,一时无法辨认,沈蔚第三天就被当地农民保了出来。沈蔚出狱后,转移到深北唐奉村,住在冀中导报社医生杨浩然家里。此时,他身体更弱,但当他一知道杨正在筹办深北县委的《黎明》小报,便表示要帮助办报。后来,沈蔚通过党的交通站,找到了八路军一支专门负责收容失散干部人员的部队,准备随军过铁路去冀中的后方—晋察冀边区。不料在安国县西南小张庄村被日寇突然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沈蔚同志不幸英勇牺牲,(其时为民国31年(1942)7月上旬),时年仅25岁。

(四)

沈蔚深深爱着他的母亲。特地用母亲的姓,给自己起名叫沈蔚。他在冀中写的《寄给母亲》的诗中写道:

姆妈,

我好着。

一年,二年……

越离越远了;

银霜染白了你的头发?

江南的枫叶照不红你憔悴的脸。

鸿儿活在战场上,打仗!

我知道—

你积满泪水的心房

望着北方……

你是爱我的呀!

姆妈,你怎样啦?

饥寒,逃亡;

苦难已吸干了你的鲜血,

沦陷区的皮鞭,抽烂了奴隶的骨肉。

姆妈沦在火坑里,遍体鳞伤!

我知道—

你压住破碎的胸膛

发育温暖……

你是爱我的呀!

沈蔚也深深怀念江南父老,民国28年(1939)12月2日的半夜,沈蔚在写给江南父母也是江南父老的信中说:

“在今年五月底,我到了冀省中部,过着最艰苦、最进步、最光明的战斗生活。我现在做的事,不但救国,而且要救一切受苦的人,要使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身!使将来全中国的人,都不受外国人的气,也不受有钱人气!姆妈,你愿意我做这种神圣的事业吗?

我变了。然而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我决不使你们失望。”

“等到新的中国出现的那一天,我再投进你们的怀中来吧。”

沈蔚深受冀中人民的爱戴,冀中通讯社和《冀中导报》社的同志至今仍深深怀念着他。

沈蔚的战友陈正在回忆当时的战斗生活时说:“沈蔚同志对生活充满乐观,对抗日战争充满必胜信念。他在工作之余常和同志们一起唱《青纱帐》、《黄水谣》、《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抗战歌曲,特别喜欢唱我们报社自己谱写的《平原文化兵》,歌中唱道:“平原的文化兵,勇敢年青又强壮,手拿着铁笔,钢板当刀枪,在敌人的扫荡中,战斗和歌唱……”

吕正操将军题词,号召大家:“学习沈蔚同志刻苦勤奋的革命精神,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程子华撰文说:“沈蔚同志的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勤奋刻苦,忘我工作;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诚挚热情,谦虚谨慎,尊重别人,爱护同志。”称他是“新闻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注:本文根据烈士之妹朱婉芳、朱淑芳,之弟朱鸿久和战友范瑾、朱子强、艾中全、田野、李雪、孙研之、张树欣、肖风、陈正、崔昶的回忆整理而成。)

附:沈蔚生前战友及弟、妹简况

范瑾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导报》社社长,新华社冀中分社社长。解放后任《天津日报》副总编、总编,《北京日报》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正部级),现今离休。

朱子强  民国8年(1919)生于河北束鹿县南棚村。冀中通讯社、《冀中导报》社副社长、总编辑。1949年《河北日报》创刊,任第一任社长,1951年调河北省委宣传部,1958年任省委宣传部长,后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逝,终年65岁。

艾中全  上海人。清宣统元年(1909)生,原上海南市震昌木号沈蔚(朱锡范)的师兄。民国27年(1938)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党的统战工作,解放前夕为上海木业公司经理。解放初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代理部主任,上海(国营)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华东贸易部对内业务处处长,华东商业局副局长。1955年调北京任中央商业部物价局副局长、局长。1982年离休。

田野  与沈蔚同志同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四期同学,毕业后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建国后在国务院、中央部委办工作过。现今离休。

李雪  民国30年(1941)夏为《冀中导报》通讯科特派记者。31年8月以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任热河省凌源县民政科长、区长,叶柏寿县委宣传部长,辽西省委宣传部科长、处长、副部长,锦州市委书记,锦西化工厂党委书记,锦州医学院党委书记,辽宁省农业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常委等。已病故。

孙研之  民国3年(1914)生,21年参加革命,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冀中敌后坚持新闻工作。36年11月石家庄解放转业到铁路部门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在华北交通部、铁道部从事铁路的恢复和建设工作。1954年4月,任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副局长后,调任中央财经委“三办”铁道组副组长,国家经委交通局、国家建委交通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主持办公厅全面工作),中国科学院巷建局局长、局党委书记,国务院体改办综合组组长。1987年底离休前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现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理事。

张树欣  男,河北省深州市(原深县)北小营村人,民国11年(1922)5月生,27年7月在深县参加革命工作,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河北省深县溪村区青救会主任、《冀中导报》通讯干事、深县县委通讯干事等职。1949年12月任河北元氏县县委通讯干事。1950年1月至1972年10月历任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组组长、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72年11月任河北省保定市委调研处处长,市委副秘书长。1981年11月任河北省博物馆馆长。1983年9月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1994年8月病逝。

肖风  又名肖锋,民国30年(1941)春在《冀中导报》通讯科任记者,38年8月后,历任《河北日报》记者、记者部主任、新闻部主任等职。抗美援朝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赴朝慰问团,战地采写十篇通讯陆续发表,后汇集成《在东线战地》一书出版。离休后,参与筹备河北老年大学的工作,同时任《老年世界》杂志编委,《中国老年报》记者。

陈正  原名陈戴,字端祥,笔名墨农,民国6年(1917)9月生于河北任丘县陵城乡南陵村。27年6月参加革命,历任《冀中导报》社誊写科长,开鲁县委、通辽县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科长、处长。新中国建立后任义县县委书记、辽宁省农业厅副厅长、本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大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后任大连市委科教部副部长、顾问、市政协常委。1982年离休后,任大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名誉理事,大连市老干部书画协会主席等,他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在中外书画杂志上发表,并几次获奖。在大连举办《陈正书画展》,颇受好评。

崔昶  民国30年(1941)到《冀中导报》工作,解放初任《河北日报》通讯部主任等职。

朱鸿烈  沈蔚烈士大弟,中共党员,新中国建立前在上海震旦木行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在上海木材公司工作,任科长,1978年病逝。

朱婉芳  沈蔚烈士之大妹,现今退休,住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市传染病分院护士长。

朱淑芳  沈蔚烈士之小妹,现今退休,住上海。退休前在上海中山医院任护士。

朱鸿久  沈蔚烈士之小弟,现今退休,住苏州。(详见“人物表”第一节“在外地的唯亭籍高级知识分子及县处级以上干部名表”)